拍卖业将如何变局,书画艺术品收藏的意义是什

2019-10-19 作者:收藏拍卖   |   浏览(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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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每一个昌盛时期,既是文艺创作的繁荣期,也是文化收藏的鼎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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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学军 资料图

历代统治者在社会安定,四海升平之际,总要大量搜集艺术品,以充实内府收藏。以书画为例,历史上就出现过几次大规模的集中。唐朝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统治时期,对书画的搜求不遗余力,极一时之胜;宋徽宗尽管政治上比较昏庸,但书画上却是个天才,对书画收藏更是如醉如痴,并设置了专门的装裱样式宣和装,编定《宣和画谱》和《宣和书谱》。至于清朝康熙乾隆时期的内府收藏,可谓达到封建时期的高峰,乾隆时期所编的卷轶浩繁的书画著录书《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便是明证。

克劳德莫奈 火车到站

即使没有外资企业冲击,中国艺术品市场也充满危机。北京拍卖行业协会会长、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甘学军对记者说的这番话,背景是公开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中,不再限制外资拍卖行在中国拍卖文物。

艺术品的的散失与收藏是此消彼长的。往往在一次次的大规模的集中之后,接着是一次次大规模的散失。尤其是改朝换代之际,艺术品的厄运也随之而来。因此,历代以来的收藏,整体上呈逐代锐减的趋势。但由于帝王能凭一国之力,也能使一些埋世名作重见天日,多少弥补历代的损失。同时,每一时代出现的一些代表作品,得以保存下来,日积月累,使书画文物的收藏,日渐丰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大博物馆对文物的征集和鉴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艺术界的大师,犹如娱乐圈的大腕儿,总是有着相当的轰动效应。上个世纪80年代,伴随着日本战后经济实力的恢复,一些大型公司为了打造新的企业形象,展示企业的文化品位与经济实力,决定投资高水准、高层次、高知名度的艺术大师作品。1987年3月30日,安田火灾和海上保险公司以58亿日元的成交价,在伦敦克里斯蒂公司拍卖会上竞得梵高的名作《向日葵》,名声大噪,业务量猛增。这逼迫和启发了不少日本公司步其后尘,陆续买下毕加索的《杂技演员与小丑》、莫奈的《睡莲》等作品。

此次《征求意见稿》中其他与艺术品交易相关的改动,还有取消拍卖前报批程序、扩大民间古玩买卖机构生存空间等。

私人收藏家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东晋时期,王、谢是当时望族,也是收藏巨富。唐朝张彦远一门,从高祖起就从事收藏,历经五代,所以,他能写出巨著《历代名画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宋元时,私人收藏已是蔚然成风。

相对于拍卖,就艺术品最大限度地实现其社会效益而言,展览显然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式。艺术家的名头越大,作品越有代表性,展览就越容易形成轰动效应。近几年,我国陆续引进了中世纪、毕加索、印象派、达利、草间弥生、波特罗等一大批艺术史上赫然有名的大师作品展,每次都会掀起一股全民性的艺术热潮。

虽然从业者对于这次修法也有更高期望,但是改革终究满足了中国拍卖行业多年来的若干期盼更为开放的市场、更为频繁的交易,特别是更为方便的民间参与。

至于明清时期,无论参与收藏的人数、收藏品的质量,还是关于书画收藏的著录、笔记都足以令人惊叹了。作为收藏品,它自有物质、精神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他是承载历史、文化、艺术信息的商品,其价值具有不稳定性,随着时代风尚、审美趣味的变化而变化,而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以书画为例,齐白石的同一幅画,在70年代值100元,而到现在,可达到数千万元。至于古代的书画,经年累月,其涨幅就更大了。

由于长期以来对于艺术教育的相对忽视,普通大众对于艺术特别是现当代艺术的认识隔膜,这些来去匆匆的展览对于大众的审美提升其实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很多人只是出于一种猎奇、从众和虚荣心理走进展厅。从积极的方面看,这些展览一方面满足了专业人士和喜欢艺术的群体不出国门就能看到大师原作的愿望;另一方面,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毕竟是一个能够与大师直接面对面、感受高水准艺术的契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全民性的艺术热情毕竟提供了一个融冰的可能。

中国拍卖业狼来了吗

在现代社会,从事收藏已成为人们重要的投资手段。相对较低的投入和相对较高的产出,低风险、高效益的文物收藏已越来越受到有识之士的青睐。在经济繁荣的今天,收藏已不再成为文人雅士的专利,而逐渐成为人们经济生活和精神的一部分。

展览看什么?这是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那么多学习艺术的人不辞辛苦、不惜成本一定要看原作?为什么真正痴迷音乐的人更喜欢去音乐厅?至少也要买个正版盘?电视里的千山万水为什么也不能阻挡人们旅游和探险的脚步?

对于不再限制外资拍卖行在中国拍卖文物,拍卖界没有狼来了的忧虑,而是普遍持欢迎态度。

历史上靠收藏而成为巨富的人,实在是数不胜数。明代中叶,因为江南的经济发达,涌现了一大批书画鉴赏家,如文徽明父子、项元汴家族、王世贞兄弟以及董其昌等等。这些收藏家同时又是著名的书画家,他们的收藏一方面推动着当时书画市场的繁荣,同时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在今天这个信息化时代,跨越时空的距离去接触中外古今无数大师的作品早已不是奢侈之事。一本粗糙的画册,几张简单的幻灯片,就能把过去只闻其名的文艺复兴巴洛克、印象派、毕加索、梵高、顾恺之、八大山人等等一网打尽。无论多么经典和权威的作品,都能沦为一帧帧大头贴般的快餐图像。这让艺术更为普及,更多人有了解和学习大师及其作品的机会。

这些品牌公司将带来专业先进的国际规范,对中国企业有示范作用。比如其独立的财务制度可以避免假拍、拍假行为,严格的征集程序能最大限度规避风险。

编辑: 冯轩羽

但消极影响同样深远。虚拟化的艺术展示消解的是艺术品发生和存在的合法性与心灵体验。当毕加索的巨幅油画作品《格尔尼卡》与达芬奇巴掌大的素描杰作以相同的尺寸出现在画册或者幻灯片上时,不难想象观众获得的信息、感受与作品本身的价值相去几何。艺术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传达知识,更强调心灵的对话和审美的感知,而不是沦为信息的简单罗列或者历史、政治、道德等的直白图解。

国内公司经常是老板说了算;老板换人了,客户会担忧服务质量受影响。甘学军对比说,人们只关心苏富比、佳士得的拍品,但没人关注它的老板是谁。

如果按照柏拉图的模仿说思路推理,今天虚拟化的艺术图像已经是对理念世界三重模仿了。2015年4月28日起在上海、北京、杭州、三亚等地举行的不朽的梵高感映艺术大展没有一幅原作,而是以多屏幕投影技术将3000多幅梵高作品全方位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并伴随梵高同时期的音乐。类似地,印象莫奈:时光映迹艺术展将于2016年4月9日至7月8日举办,成都IFS国际金融购物中心将矗立起1800平方米流动的莫奈艺术馆,利用数字成像技术呈现400幅莫奈作品。

北京天问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季涛也认为:外资拍卖企业将给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拍品和客户,且有助于海外文物回流。

梵高的名字在中国几乎人尽皆知,这倒不是因为对其艺术认知多么普及和深入,而是艺术家本人有着太强的话题性。天才与精神病、死后天价与生时潦倒、割耳朵、自杀再加上一个浓郁浪漫色彩的荷兰语境,足以吊起所有人的胃口。莫奈的名字当然也不陌生,一来是因为以莫奈为旗手的印象派主义在中国早已深入人心,二来因为莫奈的作品近几年在国际拍卖市场上屡创天价。

上世纪90年代,两大世界拍卖巨头佳士得和苏富比开始布局中国,先后在上海和北京成立办事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展览都具有强烈的商业色彩。在各地的展览空间均为现代化金融购物中心,如北京大悦城、上海新天地、成都IFS,能够满足观众观展、购物、娱乐一条龙需求。梵高展期间,除凯迪拉克举办了梵高主题彩绘艺术车、梵高主题试驾以及梵高主题凯迪拉克风范讲堂等活动,鲁能、哈根达斯、阁林文创股份有限公司等众多品牌以各种形式参与展览,相关衍生品也十分丰富,如拉杆箱、手机壳、笔记本以及独立设计师设计的主题咖啡杯、抱枕、冰箱贴等等。

2013年,佳士得获得在华营业执照,成为中国首家独资国际艺术品拍卖公行;而苏富比选择与北京歌华美术公司合资成立苏富比拍卖有限公司。

说到这儿,其实已经不难看出个中奥妙。对自然和灵魂的深沉感悟被置换为声光电效果下的商业幻戏,梵高和莫奈沦为各大品牌招揽人气的优质噱头。难怪有观众评价梵高展说:基本上在卖周边,赚钱。艺术的氛围全无。简直糟糕到极限。坑爹!73元看了一场PPT。

由于不被允许在中国境内征集文物类标的,它们缺乏书画、杂项等大成交额拍品,如2015年苏富比秋季拍卖成交额仅1650万元。其从境外征集的标的只能在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内拍卖,成交后另行缴纳关税。

当然,艺术与商业的联姻无可厚非。达利、昆斯、草间弥生等等许多大师也都是这方面的高手,但他们都在高度现代化的商业氛围内保持了难得的艺术独立和真实,艺术与商业的双赢合理而平等。梵高和莫奈这样所谓的投影展,基本上已经脱离了艺术最本质、最底线的东西,变成了喧嚣、耀目的舞台布景和商业掮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55条第3款规定:禁止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的文物商店或者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征求意见稿》)中则删去了这一规定。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展览的门槛却没有因为展览品质的变味儿而大幅降低,相反,深谙社会大众心理的主办方设定了高于国外同类展览的票价,以此维持梵高和莫奈这样的大师效应,正如电影《大腕》里的那句经典台词: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甘学军觉得,解禁外资企业一定会给国内拍卖公司带来冲击,但不是说它们很快就能在中国市场大展拳脚。

编辑:江兵

其策略将是积极而谨慎的,但绝不是独霸中国市场,将来也不可能。他分析说:还有拍卖等其他法律要遵守,对中国文化环境水土不服的问题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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