卦艾与书法艺术的关系,艺术载体的大备与狭义

2019-12-19 作者:书法   |   浏览(87)

卦艾与书法艺术的关系 八卦不是文字,文字也并非书法,但舍文字则无从言书法。八卦为后世提供了“造字”的构想,这是有根据而合乎逻辑的推论。 那么,卦与书法艺术有何关系呢?将线条按照某种既定模式组构的八卦,正为强调线条效果的书法艺术奠下了造型线韵的基础,此其一;其二,八卦以阴阳构象的观念,莫定了书法艺术的美学原理。 卦是以线条构成的,其基本的画,即“—”和“--”,由这基本线交错叠加而成八组,于是便成为图片 1(坤)等等。 汉字在外观上有两个特点:方形和线条组构,八卦正奠定了这个基本格局。八卦的基本线条是“—”和“--”,锐珊云“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艾”,所以,“—”与“--”是有确定意义的,是代表着两种对立属性的观念线。(易·系》曰:“交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这种“效”,不是形式上的再现和模拟,将宇宙间的林林总总物类“如实描绘”,而是哲学的抽象概括,是精神的提炼。这与西方的实线与断线大不相同,西方是以线表形,东方则是以线体“道”。唯其如此,我才杜撰了“观念线”这个概念。 虚实、盈亏、刚柔之类观念融人线条,正是后世书法笔触情韵的始萌,或者说是书法产生前的精神准备。刘熙载有句话说得很透辟,他说:“圣人作惕》,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象”就是卦象、艾象,立象以呈示根本法则.也就是“道”,书法的精神即在于此。至于卦的“象”只是书法所取用的形式。在讨论文字与卦的关系时,自然着眼点只在形式,而讨论书法与卦的关系,却还得在形式外再探索二者精神上的传承。卦中的线,是表意的,而其核心观念便是阴、阳,由此而衍化出一个观念系列,或日精神系统。这个系统,将一切事物所呈现的意象包罗无遗。用下列方式可以显示这系统之一斑: “—”(阳交):刚、实、外扬、显露、雄强、方直、纵逸、厚重、霸悍、强劲、躁动; “--”(阴艾):柔、虚、内含、蕴藉、雌柔、圆曲、敛凝、轻快、温雅、柔婉、静止。 间题还不只是两极对立,它还有两极的互补、互济,于是,便有刚柔兼济,外柔内刚等等在“易”的体系中属于“中和”、“中”、“和”的意蕴。 上述语汇,还是书法批评的用语,书法的美学精神渊源于何者,此为不言自明之理。 《易·系》日:“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宇宙之大、万物之变,无不在乎阴阳之中。阴阳之变、万物之象,极繁极妙,用一个最简单的东西来表示,便是以阴艾“--”和阳交“—”去组合为卦。看上去这最简单的线组合,却蕴涵着极深奥的哲理。所以,惆礼·珊曰:“卦之为言卦也,卦万象于上也。”这“象”不是具象.而是意象,是哲学玄辨的抽象显示。 可以说,直承卦交线条及其组合的书法,自然地也受胎于卦交的精神。中国艺术的精神系统,最早是由书法建立的,所以,林语堂先生说“中国美学的基础是书法”,这是人木三分的灼见。 书法何以在中国艺术中地位如此之高?正因为它体证了东方哲学玄辨的精神。中国艺术都“玄”,而“玄之又玄”的,却是书法。佬孙云:“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书法确实是理解中国艺术之“门”,如林语堂所说:“不懂得中国书法及其艺术灵感,就无法谈论中国的艺术。”徐复观先生说:“假定谈中国艺术而拒绝玄的心灵状态,那等于研究一座建筑物而只肯在建筑物的大门口徘徊,再不肯进到门内。”关连: 书法

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书法 秦国的先世是中国最古老的部族之一,赢姓。西周末年大乱,秦襄公率军救周,并派军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平王遂封秦襄公为诸侯,赐以岐西之地,秦始立国。之后,秦国经过上百年的艰苦奋斗,尽有关中周人故地,势力日渐强大。到春秋中期,秦穆公为春秋五霸之一。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秦国受山东诸侯排挤,曾经落后于东方诸国。秦孝公任用商较变法,秦国重新强大,并逐渐吞并山东诸侯。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尽灭六国,统一全国. 秦人出身戎狄,占领周人故地之后,文化迅速进步,并为华夏诸族所认同,所以《诗经·国风》收录了《秦风》。从《诗经·秦风》可以看出,秦人风俗质朴豪放,崇尚武力,诗歌充满旷远雄霸之气。秦人在文化上原本比较落后,占领周人故地之后,直接继承了周人文化,却保证了周、秦文字的延续和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文字书写始终以《史籀篇》为基础。《史籀篇》是中国最古的一部字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箱所作。在山东诸侯文字日渐改变之时,秦国则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保持了西周的文字传统。 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青铜器出土较少。春秋早期的《秦公钟》和稍晚的《秦公簋》还保留了西周时期的文字习惯,点画线条如后来的玉筋篆书,结体规范而气宇轩昂。制作干春秋中晚期的《秦公簋》结体方正,点画遒劲,已经具有了后来秦代小篆的艺术风范。秦孝公以后,由于国力强盛为我们留下了一些精美的金文作品。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商鞅方升》和《商鞅戟》一类兵器上的铭文。线条瘦硬而气势开阔.最能代表奉国书法艺术的是刻石书法。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所出土的石磐之上就镌刻有不少清秀精美的文字,虽然有一些图案化倾向,但已经为我们展现出秦国刻石文字繁荣的端倪。 约制作于春秋晚期的石鼓文是中国石刻书法史上的一座嫩峰。石鼓共10块,因其形状与鼓类似而得名。其刻诗的内容主要描写秦国国君的狩猎活动,每鼓一首诗,共10首,皆为四言诗。石鼓出土于唐代初年,唐代诗人杜甫、韦应物、韩愈及宋代诗人苏轼、梅尧臣、张来等都有歌咏《石鼓文》的诗歌.《书断》、《法书要录》、《集古录》、《金石录》等中国古代重要金石学著作都曾加以著录,备极一时之盛。《石鼓文》的书法端庄伟岸,富丽堂皇,因为是歌颂国君之作,所以又有一种庙堂之气。对于《石鼓文》的书法艺术,古人备极赞美。唐代学者张怀灌在《书断》中将《石鼓文》列为神品,认为“折直劲迅,有如镂铁,而端姿旁逸,又婉润焉。若取于诗人,则《雅》《颂》之作也。”窦息在《述书赋》中说它“若生动而神凭,通自然而无涯。远则虹绅结络,迩则琼树离枝。”元代学者郑构在《衍极》中说: “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及今,惟用石刻。,恰当而准确地点出了《石鼓文》在中国古代石刻书法史上的意义。关连: 书法 书法讲座 书法作品 书法培训

艺术载体的大备与狭义书法思想的始萌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历史上第一个集权的空前大帝国产生了。秦二世而斩,国柞短暂,故虽有一些制度上的建制,却未得及巩固。汉承秦制,以另一个更形强盛的大帝国,继承并发展了前朝制度。中国种种制度、习俗,始萌于两周,而定型于两汉。不独有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帝国,在其开国之初,便产生了一个大人物,此人不仪对中国的政治有大影响,且与中国文字及中国书法有很深的关系,他便是李斯。到了汉代,继李斯之后,以书名世、垂之青史者,便络绎不绝,狭义上的中国书法史,由此开端。 秦统一前,诸侯分割夭下,各行其政,“田畴异晦,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文字异形”。七国并存局面的结束,大一统的政治形势要求消除异制,定于一法,所以在短短的几年间,大刀阔斧地进行了革旧制、立新法的工作。 秦建国于前221年,至前207年即亡于汉。汉享柞约四百年,至公元220年(献帝建安二十五年)亡于曹魏。 秦所创立的政体,至西汉武帝时代才臻于完备。为适应集权制度,在学术思想上“独尊儒术”,尤其是和阴阳五行学说密切结合的一派儒家思想,特别受到武帝重视。可是,由于受好黄老学说的窦太后所扰,儒家思想一度受抑。建元二年(前139年),崇尚儒术的垂相窦婴和太尉田蛤被借故罢免,御史大夫赵给和郎中令王减自杀于狱中。直至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死,武帝才得以无阻碍地推行儒家学说。这对中国日后的文化思想有很大的影响。从此,儒学便成了官学,儒家的正统地位由是而定。虽然,在施政上,统治者未必处处“尊儒”,如汉宣帝教训他好儒术的儿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叫旦尊儒以国策而定,至少,对于教育、取士及文化领域中的若干方面,影响深远。 贯穿汉代的今文经、古文经之争,也涉及文字问题。以当时通行的隶书写的,供官办太学讲授的经书,叫做“今文经”,其后,又发现一些用古文字书写的儒家经典,便称为“古文经”。自然,文字的差异,只是形式上的不同,两者的区别主要是由于经师传授源流的不同,而在文字训话及内容解释上差别很大,它们反映出了不同的历史观念及政治观念。经今文学派具有颇浓的官方色彩,而古文经学派则处于民间地位。至西汉末,俄纬之学广泛地流传开来,并渗人学术思想领域。“纬”是对“经”而言,汉代各经有纬,纬即儒生编集以附会儒家经典的著作。“谶”即图徽,是巫师、方士的一种隐语或预言,作为吉凶的符验或征兆。 董仲舒对汉代学术思想有重大影响,他是春秋公羊学派的代表人物。所著《春秋繁露》一书,根据阴阳学说解释儒家经典,建立了一套神学体系的世界观。他认为天地之间,由阴阳、五行、四时、四方、五音、十二律、天干、地支和数目的配合而成,产生万物;因阴阳的运行而活动。人与天的关系尤为密切,天、人是相互感应的。 与董仲舒同时的刘安(前 178一前122),文帝时封为淮南王,他好道家方士之术,招致宾客,编有ft南于净一书,今存二十一篇。此书集道家学说之大成,兼采儒、墨、名、法、阴阳、神仙各家学说,认为一切都是从“道”化生的。道是清静柔弱、无为虚无的,它无所不在、无所不成。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清者为天,浊者为地;天地合精为阴阳,由阴阳变为四时,四时再化生万物。刘安提出“无为观”,即反对以人力做违背自然的事。他把人生看成做梦,向往神仙的超逸生活。 刘、董之后,扬雄(前53年一18年)以“玄”立学。他认为“玄”是宇宙本性,是万物生长的原动力。玄虚幽冥,充塞天地。万物的相生变化,无不受玄和阴、阳三元的支配;人性混杂着善与恶,只有用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来教化,才能修养成为至善之人。 至东汉初,便有另一位思想家王充以《论衡》名世。王充以“气”为宇宙万物的根本。气原是无意志的浑然物,但作动时,分成阴阳,阴阳相交,遂生万物;气有厚、薄之别,因此,察气而生的人,在形体、智力及性格上,才会有差异。 秦两世而亡,故没有大影响的思想家。汉四百年间,影响深远的,即如以上介绍的四人。可以看出,尽管各家学说有所不同,乃至互相对立,但无不以“道”、“天”、“气”、“阴”、“阳”去构建自己体系的框架。这种思想,上承战国末验衍的学说,下启魏晋学说,其对于艺术的影响很大。自魏文帝曹巫作《典论》始,中国文论至清朝,纷纷数百家,著述足可汗牛充栋,但很少有不用“气”、“道”、“阴阳”作出发点的。书法思想,亦莫能外。 这种哲学思想的宏观模式,确定了对于艺术的审视角度,书法亦然。汉代虽少书学理论著述,但它所构建的宇宙观,笼罩一切,影响久远,所以,继此之后,魏晋论书者罕有不“玄”的。关连: 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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