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前民俗与书法观念,卦与文字的关系

2019-12-19 作者:书法   |   浏览(117)

春秋战国时期的古文科斗书法 所谓“古文”是汉代人在发现孔子故宅壁中所藏的先秦典籍之后对先秦古抄本书籍所使用的书体的称呼。孔子故宅壁中古迹抄写于战国时期,因西汉中期以后早期隶书已经得到普遍使用,人们对这种运用于先秦时期的古体文字不熟悉,因此称之为“古文”.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及新莽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又因为其点画特征是头粗尾细,形状像峪蚌,所以又称为“科斗”文。但汉魏时期的人们对先秦古文书写的真实情况不甚了了,真正见过这些古代写本的人又很少,所以东汉末年的《熹平石经》和曹魏《三体石经》中所书写的古文与真正的先秦古文已经差别巨大。西晋著名书法家卫恒曾经见到过同样抄写于战国时期的汲家书,但他并不了解战国文字因国别和地域不同而在书写上存在的差别. 考古发掘所见的春秋战国古文(或称科斗文)作品为我们提供了春秋战国时期手写体古文的标准范本。前文所列举的铸造于青铜器上的大篆文字服从于宗教或器形的需要,点画规范,富于装饰性,庄重而规整。手写体古文则书写简化,风格不一,其共同的特点是毛笔书写特点分明,点画流畅,笔画之间的相互联结关系交待清楚,快捷实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出于手写的古文为我们保存了书写者各白的真实面目和性格特点,它们或规范,或古拙,或流畅,或散漫,自然纯朴,没有经过任何装饰性修饰。它们属于大篆书写的草体,这种基于实用目的的草体书写极大地推动着汉字书写的演化,并最终重塑了汉字的书写形象。从篆书到隶书再到行书、楷书和草书的演变正是遵循这种汉字书写内在的发展逻辑。 考古发掘所见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春秋战国古文遗迹有1965年底出土于山西侯马晋都新田遗址的晋国盟书(简称侯马盟书)。1980年发现于河南温县的温县盟书,20世纪30年代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的楚墓帛书,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竹简,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竹简,荆州包山楚墓竹简、郭店竹简、望山竹简以及近年发现的轰动一时的里耶竹简等。侯马盟书书写干春秋晚期,书者不一,风格差别较大,有的规范,有的粗率,有的爽劲,有的平稳,方纵不一,各尽其势,带给我们不同的美感。温县盟书创作于公元前6世纪初,属春秋中期稍晚,都书写于圭形石片之上,逸笔草草,十分潇洒。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书画合一,内容古奥奇特.由于书写于丝帛之上,所以点画以圆势为主,绵软而横扁。信阳长台关楚简为战国遗物,用笔规范而有气势。包山楚简风格不一,不少作品“科斗”特征明显。包山楚简作者众多,风格多样,而以肥厚朴茂为主。郭店楚简为战国中晚期遗物,出自数人之手,而皆用笔熟练,点画飘逸,粗细对比鲜明,笔势跌宕,耐人寻味。曾侯乙墓竹简笔力雄健,行间茂密,具有相当高超的书写水平。 与商代和西周时期的金文直接铸在青铜器器身上不同.春秋、战国时期的不少金文作品是镌刻在青铜器皿之上,所以显示出不同的艺术特征。以刀代笔使得这些刻款金文往往结体散漫潦草,点画粗细相对均匀。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诸侯国都有镌刻金文传世,最早的是薛国青铜器。比较典型的是楚国的《鄂君启节》,制作于战国晚期的楚怀王时期,字体虽然比较规范,却带有明显的手写体特征。同时。刻石书法在战国时期也开始出现。除了著名的秦国刻石《石鼓文》之外,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战国中山王陵和河南洛阳金村等地都出土了带文字的刻石作品,虽然书法水平不一,却开启了后世刻石书法的先河。关连: 书法 书法讲座 书法作品 书法培训

卦与文字的关系 这方面的权威说法有如下几条: 《易·系》:“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A书·m说得更明确:“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许慎本前人之说,其说见《说文·叙》。 赵曾望《窕言》虽不视八卦为文字,但因八卦的笔画富于变化,故视其为文字所由生的规模。其说如次:“伏羲画八卦,为万世文字之祖,人皆知其然,未必皆知其所以然也。夫八卦之画,有何文字哉?盖因而屈曲之,因而转移之,因而合并交互之,而文字起兴焉。” 刘师培从赵说。柳治征认为“后世之篆隶因袭卦象颠倒屈曲”之形,但不能视“八卦为八字”叱这个说法为文字学家唐兰接受,唐兰指出:“八卦的一画和一字的一画,很难区别,所以即使它们本身不是文字,也常被认为是文字所取材的一种形象。”。 八卦与文字的关系若此,自然也便与书法有了渊源关系,历代书论多有所及。近人陈彬和先生《中国文字与书法》亦云:“所传伏羲氏之书,即锡》之卦丈,诚为草昧时代创作之原始文字,其后仓5131即据之以造书契,此乃时代之进步,自然之趋势也。” 以上诸说,都在形式上肯定了卦与文字有因袭承变的关系。在文字产生以前,实在再无一种人文现象如卦象这样形近文字,而尤为重要的是,八卦已存某种意蕴。

秦前民俗与书法观念 伏尔泰说:“各民族的风俗习惯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审美趣味。”我国书法何以会从实用性书写演化为艺术,与民俗有很深关系。 秦以前,我国文字多刻铸于甲骨、钟鼎,秦汉间,刻石的风气大为盛行。从史料看,汉以前,可以镂刻的材料,并不仅止甲骨、金石。容庚先生编纂的《殷周秦汉文字》,分类凡八:一、甲骨,二、金文,三、石文,四、玺印泥封文,五、泉文,六、砖文,七、瓦文,八、匋文。其实,可资书刻古文字的,尚不止此。简言之,凡甲、骨、金、石、泥、陶、竹、木、帛都可以书刻文字;就器物分类,凡钟鼎、铣、孟、兵器、信符、策令、卜筮之器、钱币、玺印、权量器,无不可写刻。这种风习,在其他民族中,尚属少见。 华夏风俗,萌于三代,至汉而具规模,种种习尚,到今日仍存。与书法有关系的,便是这种镂刻金石的风尚。 赵明诚侄石录序》日:“自三代以来,圣贤遗迹著于金石者多矣。”汉前,纸还未发明,那时的金石简犊,即如现在的纸。刻镂文字于金石,事出无奈。可是工具发达了,造纸术发明后,甚至活字印刷术发明后,斧石立碑、削木为匾的习俗反而更甚,所不同的是,其作为交流、实用一面的作用,已为先进而方便的工具所取代,但其艺术的、审美的作用,反而大于过去。 古人镂刻文字于金石,其用意是永存不灭,但惟其要立石铸鼎以纪功德,彰明业绩。所以在书法、刻技及碑面、鼎面的图文安排上,便不能不精心考究,尽管那时书刻者并无明确的艺术创造动机,但追求“好看”,也是情理中之事,这正是审美动机的先声。 审美意识也是一个历史观念移变及积淀的结果,纯审美的意识,是后起的。汉以刻石著称,五代以后,楹联渐兴,明初有贴春联的风俗,其后,以书法品为联、为轴,风行海内。从风俗学观点看,这正是古代刻石镂金的延续。 华夏族的另一个习俗是喜爱悬挂图文,自然,各个历史时期,在观念上不尽相同。但从发展、演变看,整个过程中,审美意识是逐渐取代祈神御鬼的观念的。 《易.系》:卦者,挂也。悬挂物象以示于人,故谓之卦。 《释名》:画,挂也。以彩色挂物象也。 二条的释义,基本相同。卦,是卜吉凶、决疑难的,上古之时“悬挂”卦象,审美的意识,并不存在。如果从广义上来理解“审美意识”,那么,即使挂卦、挂物象是怀着“迷信”感的,那也可视为“审美感”。因为审美感在各历史时期,其具体内涵并不一样,它也不排斥“神崇拜”。而“神崇拜”正是原始艺术的普遍性特征。 悬挂的“物象”,尚不止卦。枫俗通乃: 黄帝时有神茶、郁垒兄弟二人能执鬼于度朔山下,……帝乃立桃板于门,画二人像以御鬼。 为什么要用桃板?因为“桃”、“逃”同音互训。《左传》昭公四年,服虔注:“桃,所以逃凶也。” 画这二人于桃木板上,并置之门旁,其最初的动机,是“御鬼”,这种习俗,到后来便演变为贴门神。 又,《辞海》“桃符”条:古时新年以桃木板悬门旁,上书“神茶,郁垒”以压邪。 大概,待到文字丰富以后,觉得画像不容易,便易而为书了。这种习俗演变至后世,便有种种“压邪”符语的出现,诸如贴“姜太公在此,诸神回避”之类。同时,祈福吉语也便出现,在门、墙上张贴“福”、“寿”、“吉”、“喜”等字,以祈福禄。 我国祖先,认为文字有通天地、感神灵、慑鬼御邪的力量,所以,仓颉造字时,才会“天雨粟,鬼夜哭”。这种最初的文字观,延续而下,便是后世书吉语以祈福、书咒语以御邪的习尚。 所谓“书画同源”,一是形式上书画不分,同一源;次是观念不分,视书画为上天意志的显示,所以才有“河出图,洛出书”的传说。这种观念转变为风俗,由风俗我们亦可反求其观念,足见古人的文字观,实在有颇浓的宗教意味。时代进步了,宗教意味相应淡薄,又因儒家的影响,文字观念再有改变,成了文教的象征。于是,一般文人又用文字去显示自身的教养,而最简单的办法,便是将文字写出来,昭之于显要的地方,在家门、在斋室、在亭榭,贴上联语。这便近乎于广告,暗示人们,此间主人是学问非凡的。中国是文明古国,不只尊重文明,且人人皆以显示自己非庸野之辈为荣,用文字—种艺术化了的文字,来达到这样的目的,便是最为便捷的方法。所以,每至传统节日,如春节,家家户户皆以春联为饰。整个国家,洋溢着一派文明的君子之邦的气氛。 从先民的文字崇拜转变到书法至上,其间,观念的潜作用力正是一个纽带。 视文字有超异功能的观念,把文字看成天与人、神与人间的中介,这正是“写字”能演变为艺术的原因。以文字为纯交流手段,这是西方人的观念。华夏族本尚玄好虚、敬祖畏神。我国之所谓“交流”,除有人际之间沟通思想、情感的含义,更兼含人、神沟通的意义。天假文字以示吉凶于人,人借文字以祈天之佑助,没有这样的文字观念,则“写字”未必会成为艺术,刻字、挂字未必会成为全民族的好尚。关连: 书法 书法讲座 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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