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文的美感意识,春秋战国时期的鸟凤龙虫书法

2019-12-19 作者:书法   |   浏览(155)

卦艾为中国书法形质之祖 任何一种艺术的产生,大体而言,都必经技术性的准备与观念性的准备。要准确地寻找到该种艺术在产生前的直系亲缘远祖,确非易事。愚意,以阴阳为根基,以线的组合为形式的卦、交,正是书法形质之祖。 从近年地下文物的发现及研究成果看,不仅在甲骨中发现了卦象,而且,更推而上之,在石器时代即有类于卦艾的刻纹。由此可知,“易”构成体系,虽是在文字产生后的文明时代,而其观念,则早已萌始了。 卦象产生于何时《易·系》说得极早,是伏羲氏创造的,这自然是传说。我们如果不把注意力放在卦的产生时代上,而只集中于与书法思想有关的方面,那么,那种逻辑线索便清晰可辨了。 八卦是基于阴丈“一一”与阳艾“一”这两个基本符号的,由这两个观念符号组合为八个单元。这八个单元分别代表天地间八种最基本的事物,即:

春秋战国时期的鸟凤龙虫书法

金文、石文的美感意识 西汉以前,将文字刻铸于甲骨金石,即近于今人写个报告、写个公文,因为那时,人们未必有所谓“艺术创造”的动机。这里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思考的。其一,“殷周的铜器文字那么多,为什么刻石文字却少?是还埋藏在地下没有出现吗?但总得有个比例,铜器文字都是从地下出土的,已经多得惊人,而刻石文字却寥如晨星”。尤其在西周昭王以后,金文进人成熟时期,不仅量多,而且质精。对这种金多石少的现象,郭沫若先生认为是因工具不同所致。他说:“殷周使用铜刀乃至石刀,刻石不易。春秋时已开始用铁,故刻石文字便随之增益了。秦汉以后,石刻碑揭便逐步形成了压倒的优势,看来这是铁器时代的一个必然结果。”第二,问题与上面所说的现象相近。西汉时期的简牍,在近几十年间,大量出土。仅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黑城附近,即获汉武帝至汉光武帝时期的简犊约万枚。1972年在山东临沂获汉文、景至武帝初期抄写的简犊七千五百枚左右。而由此上推,在汉以前,出土的简牍反而很少。从载籍看,周代以简牍为书写工具,已为习常。周代书籍,统称方、策。《中庸》:“文、武卿之政,布在方策。”策用竹,又称毕,《尔雅·释器》:“简谓之毕。”郭注:“今简札也。”方为木,又称犊,金愕《周代书册制度考》:“方一曰牍。《说文》云:‘牍,书版也。’《论衡·量知篇》云:‘截竹为简,以为牍,加笔墨之述,乃成文字。断木为堑,折之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牍。’此简策用竹,方版用木之证也。”这些,都足以证明,周代已以简犊为书了。竹木为书,较之刻石镂金,自是方便。且当时毛笔、墨之类也已付诸实用,既然如此,为什么出土故物,简木少而金石多?原因之一,恐系竹木质易朽,久埋地下,已复腐坏,而由此又再推之,既然竹木书写方便,何以周人仍大量铭金为文?那么,镂金的意图可以推知了,便是欲久存以为纪念,以示郑重。而铸刻于金属器物上的文字,其求美观也是必定的,这不同于以竹木写字,纯为实用。比较一下汉初简书与周之铭文,简书自由,随意而成,都无定体,而铭文则凝重、内敛,装饰性颇强。从书法意义上说,凡刻、铸于器物上的文字,一定要有助于美观,这便是最早的书法审美观念的萌发。金、石文字的书法意义即在此,在其前的甲骨及其后大量出现的汉简,因非器物,书写者主观求美的意识,必定不如镂金刻石者明确。金文之富于装饰美,看看《毛公鼎》《墙盘》《夫毁》《散氏盘》《大孟盘》即知;石文之美,看看CC}鼓劝即知。这些金、石文字,书写者是小心翼翼为之的,字距行距已非甲骨的错落纷布,亦有别于汉简的自如,.而是力求严整,端肃,这种不敢苟为的主观意识,是十分明白地表现了出来的。这对研究书法思想很有价值,用今人的话说,便是书法意识的萌生。字距行距的处理,是所谓大章法,大章法是求整体效果的美,而结体及笔法则是追求细部的美。以耗公黝为例,其结体以端稳为基本格调,但借助于笔画平正中带倾斜的方法,又在端正中含有流动感,如“中”共六见。凡雷同的字,最为难写,字字一样,则无变化,而求变化,就是书法意识的表现,此处六个“中”,或于其中加一点或二点,成图片 1,竖画或垂直而出,或右折而出,或左曲而出,作图片 2,如此等等。一看便知,书写者是有明确的求变意识。至于笔法,有回锋而起作圆势者,有切锋而人作方势者,有轻人露锋者;其收束,有顺势出锋者,有回笔藏锋者。而行笔间,提按分明可见。后世笔法之种种,在此中已大体备矣。关连: 书法 书法讲座 书法作品金文、石文的美感意识(2) 金文如此,再看石文的代表作《石鼓文》 《石鼓文》的争议是它的年代,而对于书法的精美,则古今无异辞。 韦应物诗谓拓鼓为为周宣王时代之物。近代学者的看法渐趋一致,认为是东周的作品。郭沫若先生断为东周初年,是“秦襄公送周平王东迁后的纪功石刻”。唐兰先生断为战国中叶。 石鼓不是器物,大别于鼎、彝之类。它是十个馒头型石,每石上刻四言诗一首。 刻石的兴起对于中国书法有巨大的意义。石鼓为纪功刻石,且为秦文化,所以,可视为秦刻石之祖。自始皇六巡刻石纪功之后,汉承其风,刻石之风大盛于汉季,论其肇始者,当推《石鼓文》。 《石鼓文》字径逾寸,用笔圆劲;结体稍方而朗秀;字距行距开阔均衡。其气象朴茂、天然。 《石鼓文》标志着书法已发展到了成熟阶段,从既成现象上看,可谓为秦前书法的一个高度和转折点。我们虽无从知道书写、镌刻者的书法观念,但从成象看,已为精心创造无疑。没有较明确的书法意识,是难以达到这样炉火纯青的程度的。凡用笔、结体、章法,怎样才美,从成象上看,书刻者的观念是既统一而又严峻的,其一笔不苟的精神,昭然可见。 史称李斯为“小篆之祖”,张怀灌谓石鼓为小篆之祖,近人唐兰亦宗是说,谓为“篆书之祖”,此足见其在书史上的划时代意义。从书法上看,赵宦光谈得最为确切。他说《石鼓》文“信体结构,自成篇章;小大正欹,不律而合。至若钩引纷披,作云舒卷;依倚磊落,如危崖乍阙。施用无定方,立旁有成法,圆不致规,方不致渠。......遂为书家指归”。 西周虽无书论,然从金、石中,已可窥悉书法意识了,此可谓存而未论。耗公鼎》《石鼓劝等等所昭示的风范,为后人视为楷则,这不仅是形式上的模拟,也是观念上的承袭。李斯为秦相,承石鼓作风当属自然,斯作小篆,由是又开一代风气,而究其渊源,则为周季之秦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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