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字崇拜向艺术审美的转变,战国简犊墨迹与

2019-12-19 作者:书法   |   浏览(72)

从文字崇拜向艺术审美的转变

战国简犊墨迹与早期隶书 篆书由于书写繁琐,大大影响了它的使用效率。在民事政务相对简单的上古时期,篆书尚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而春秋中晚期以后,社会的动荡更加剧烈,战争更加频繁,结构繁密的篆书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变化,草篆开始出现。前文所讲的科斗书法实际上就是草篆。之后,草篆进一步演化,就成为早期的隶书。 从今天的考古资料来看,早期隶书的创造出现于秦国,这正与古人有关隶书的传说相符合。目前可以确定为早期隶书的最早作品是出土于四川青川的《青川木犊》,其书写时间是秦武王二年(前309)。木犊的书写尚处于隶变的初期,如横画逆锋起笔,收笔微有波碟,捺笔收笔颇为飘逸,但波碟不明显,结体则由竖纵转向横宽,其点画结构则有古有今,颇为无序.说明它们正处在一个自然的转折状态。 云梦秦简.1975年出土于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的11号秦墓,数量达一千多枚,内容分为《日书》甲乙本、《编年纪》和《效律》、《为吏之道》、《秦律杂抄》、《封诊式》以及 《法律答问》、《语书》等。书写时间从秦昭王廿九年(前278)至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前后共约60年,书写时间不一,也不是一人书写而成。如《日书》甲种的书体就有四种风格,或横扁,或狭长,或敬侧,或快捷而精能,或歌侧而柔弱,结体也是古今相杂。《日书》乙种的二百多枚竹简则出自一人手笔,用笔紧密厚重,圆健而清秀,书法水平较高.《效律》点画工整,结体规范,《为吏之道》的风格与之相近。抄写于秦始皇初期的《秦律杂抄》和《封诊式》的书写也相当精到。睡虎地4号墓还出土有两件木犊家书,点画清秀而笔法恣肆,字势欹侧,顺势而书,带有明显的草化倾向。 天水放马滩秦简出土于1986年,主要内容有《墓主记》和《日书》甲乙种等,约书于秦始皇即王位之前和即位之初,书写风格不一。《日书》甲种本风格古朴,磅礴大气.殊为难得,而乙本则与睡虎地秦简《日书》非常相近。以上作品说明,战国晚期的秦国在篆书向隶书的演化过程中,书写者是在实际的使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汉字书写的改革,全新的隶书正在产生。关连: 书法 书法讲座 书法作品

载体的完备——空间分割意识的纷繁 秦汉文字改制的初衷,当然不是艺术而是实用。这也是时代的需要,潮流所致。但文字改制,不能不波及书法。 秦以大一统取代了群雄并存的分割局面,一切旧制,自然不适宜于一统政治的需要。“文字异形”使政令不能达于州郡。故“秦始皇帝初并天下,垂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省改大篆,而成“小篆”。但小篆“自秦至司马相如以前”,其数不过“三千三百字”气考之实际,当时与小篆并行者,有八体。 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幕印,六曰署书,七曰丈书,八曰隶书。 隶书的产生,本是应实用、时务之需的,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种新的美术价值。这在实用、艺术两方面,都有极大的意义。《说文·序》称: 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所谓“古文由此绝矣”,意指隶书形制去大篆甚远,“谓隶体中无复古文之迹,非谓古文绝于秦也”。因秦季“八体”并行,“古文”即其一。文字的自然趋势是便于实用,秦的文字改制,只是顺应大势,而以人为的统一加速了这个过程。实则,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采用隶书。《汉书·艺文志》: 是时始建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 隶之异于篆,也是由实用—主要是快速、简省所带来的特点,如变圆为方,变弧线为直线。这都能利于实用,而这一改变,对于书法艺术而言,则又开了一个新天地。书法不仅仍可以用“古文”、小篆,且又多了一种新的造型形制。大凡具有装饰性的器物,需要美化,则往往诸体合用,如铭金刻石,仍为大、小篆及隶兼用,而玺印则只用小篆。至汉,碑额多为小篆,此足见,已废之体,虽不便于实用,而在审美意义上,却仍有价值。 秦于文字改制,虽为开基肇业者,但因享柞太短,故隶至汉乃完善。汉初仍沿秦制,书有八体。八体虽并世,而最切于时用的,是隶书。汉完善隶,并使隶书巩固地发展,也是靠制度的推动,这个制度便是取士以书。而在灵帝时,有个插曲,灵帝诏工书鸟篆以课试学子,由是“鸿都文学,鸟篆盈简”。在实用领域去作这种盘曲如画的字,虽以帝王之力,也难久持。 社会交流量的大增,要求效益甚切,这是推动书体演变的主要原因。隶在汉,分为二体:其一为草书,其一为八分书。草书也有一个成熟过程,当在秦汉之季,草书为赴急之用,它“解隶体之细微,散隶体之委曲”而粗书之。依翁方纲之说,“八”即“别”的意思,“言其字左右分别,若相背然”。它以波势为饰,也是应实用之需而变化出的。用草书以写章奏,故又称章草;用八分写篇章、法令,又称其为章程书。楷书的产生,与草书同时。惜书·卫恒淤谓:“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这里不说楷书是次仲所“造”,而说“始作”,可见他是这种变古形的书法中的一位名家。而灵帝时的师宜官,能以楷矜世,可推想当时好书之甚。卫恒卒于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他叙述百年前的历史,是不会有大错误的。 秦时的文字改制,是由官方以法令强为推行的。汉代并没有用秦始皇时“书同文”的政令去完成文字的改制,更多的情况是自然演变,在实用中,混杂使用,这本是文字大变化时代的正常现象。所以,马宗霍说:“要皆势所必至,积渐而成,固亦不必斤斤于作始之人与时矣。”待到某种形制较普遍流行后,便推出一个最善于写这类字的人,至于某种形制产生于某时某刻的说法,对于文字言,尤不确切。旧时代学者,或因未见到大量汉代简书,或因偏见,不以“俗书”为意,仅从碑版论汉代书法,以至误会不少。西汉初年的居延简书、银雀山简书,都是近汉代书法,以至误会不少。西汉初年的居延简书、银雀山简书,都是近半世纪来才出土的,从为数二万片的实物看,篆、隶、楷、行、草,何体不备?本来,实用就有缓急之分,“赴急”时则草,不赴急则楷,非必某体定产生于某时。实用现象的纷繁,相应产生了概念的混乱,什么是八分,什么是隶,说法极多,在东汉末至魏晋间已经纠缠不清了,至唐,更刻意求深,以自标一家言。汉初简犊的大量出土,使我们可以凭真迹以论事,澄清了若干疑惑。 书体大备于汉,至此,中国书法的规模已具,后世书家便在这种种形制的舞台上,去创造无象不备的艺术了。 始有文字,后有书法,实用观念在前,审美观念后起,这是一般性的规律。汉文字至汉而各体咸备,从实用说,必然在使用的过程中择简易而汰繁难,从多种并存趋于统一,使实用性的载体归于一致而使交流方便,但作为艺术载体,诸体并存,却更有利于创造丰富多彩的艺术。秦以政令统一文字,汉则任文字在实用中弃难从易。审美观念正孕育在实用追求之中,这是一个不言艺术而艺术恰得以辉煌发展的大时代。 文字作为载体,是线条据以分裂空间的凭据。尽管这种分割,最初是从实用观念出发的,但经营空间的构思意识,却也在实用过程中被培植了起来。李斯的文字改制与汉代“八体”并存的局面,所触及的,首先是空间问题,而涉及线条的审美意识,可以说是汉末,尤其是晋以后才明确受到关注的,这便是大量书论不厌其烦地研究笔法的道理。关连: 书法 书法讲座 书法作品

这里,不是考证“造字”的事实—何人所“造”,“造”于何时。而是看看古人对“造字”有些什么样的看法、怀着什么样的感情。 一是将“造字”附托于某人,且其人非寻常之辈,而是神与人的中介。 《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领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荀子·解蔽篇》《韩非子·五蠢篇》等,都作如是观。王充《论衡·骨相篇)且称“仓领四目”。《孝经·援神契》又谓“仓颉视龟而作书”。直至唐张怀瓘在所撰《书断》中仍作异说,谓:“古文者,黄帝史仓颉所造也。领首有四目,通于神明,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 不仅文字为一人创造,且其后各体也多如此,如大篆为周宜王太史史箱所作,小篆为秦始皇垂相李斯作,隶为王次仲作等等。这类不可靠的说法,经种种述异志奇书籍的渲染,更弄得神乎其神。如能遗必: 禹导川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玄龟河精之使者也。龟领下有印文,皆古篆字。如《述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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